由于极“左”路线的影响，1951年《武训传》发动的错误批判，错误地株连了陶行知，学习陶行知竟成了“禁区”。1981年10月18日，全国政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“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”，邓颖超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给予平反，这一历史的严重失误终得到纠正。1981年起，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了“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”或“陶行知研究会”，到1985年9月5日，在北京成立了“中国陶行知研究会”和“中国陶行知基金会”。学习陶行知，研究陶行知的各种活动，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。
[1] 原载何国华：《陶行知教育学》，广州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版。
[2]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1卷，长沙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87—88页。
[3]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2卷，长沙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676页。
[4]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3卷，长沙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527页。
[5]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2卷，长沙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677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