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周围都修了寨子，红军声势越来越大，修成的寨子也为的是应付。我们与红军在宁条梁见面碰头。一同商量了以下条款：一、我们不反对红军。二、红军可在周围进行宣传，但不要做在面子上（可以暗中宣传的意思）。三、让我们买十几支枪，表面上成立‘剿共义勇队’。这样两便，白军也就不来驻了，我们自己上下寨子也可自由一些。
“我再说两件事。不论什么都有个茬口，做人办事茬口都很重要。红军在四周宣传，穷人‘闹红’没忘了打地主，打来打去还拉票子。到底是谁拉的我不清楚，反正这么拉票子，和土匪差不多。我的印象从此坏下去。我说这可不像民国十八年我研究过的那个共产主义。
“第二件事我和我这边闹翻了。联保主任住大坡沟，我住小坡沟。他是正的，我是副的。他叫我给他老婆喂牲口挑水。我凭什么干这个下贱营生。辞了，不干了。联保主任咽不下那口气，对我只找碴子。1936年5月我一气住进了汤恩伯办的保甲人员基干训练班。受训三个月，派我当清涧保甲编察组长，怕事越陷越深，我就得了一场病，那也是装病，没上任。正好李鼎铭来视察学校，你知道就是现在咱边区选举出来的那个副主席来了。那个学校校长师伟俊抽洋烟，把学校糟蹋得一塌糊涂，李鼎铭叫我当起这个校长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