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是在“反帝反封建”的时代主题下，“封建主义”在近代被认同为与统一的民族—国家对立的存在；中国“半封建”社会的特性也获得了时代的价值和意义，并在其学理层面和现实社会层面被赋予了新的特征及内容。当然，无论多么精确的概念和定义，它所能揭示的问题也是有限的。因此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强调：“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，而是它的最终结果；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，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；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，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。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。”②
“半封建社会”的出现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，而是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——正是在其特有的理论认识体系中，借以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。近代中国形成的“封建主义”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均超越了西周的“封建制”,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欧的封建社会。我们没有理由将它的近代含义与古代含义完全等同，也不必以“西义”(且不说“西义”也不一致)强释“中义”—-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辨其流变，明其趋向，而不是变其不同为同一，强其分流为合流。